03：动荡与转身

90年代初随着全球的经济衰退， Saville也陷入动荡不安。1990年他的工作室PSA由于财务危机不得不宣告破产，之后他加入了英国老牌设计公司Pentagram。但由于他长期以来养成的“恶名昭彰”的工作习惯，加之对效益优先的商业设计适应困难，Saville没过多久就离开了。第二年，Factory Records倒闭。1993年Saville受到邀请去往洛杉矶，加入Frankfurt Balkind广告公司，但不出一年他就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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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期间，Saville为换了东家的New Order设计了专辑Republic和其他一些单曲的封套。身在美国的Saville将他的切身感受放入了设计当中：“电视文化，大众传媒爆炸，你不断换台时那种讽刺而疯狂的感觉：CNN、MTV、电视购物频道，然后你就看到新闻中一些十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这就是洛杉矶，是一场暴动，是尼禄看着罗马燃烧而漠不关心，是同时出现的两个图景：火与水，而这就是我的洛杉矶体验。”Saville从翻拍万宝路广告照片出名的美国艺术家Richard Prince和批判消费主义的女艺术家Barbara Kruger那里获得灵感，把从图片库找来的照片拼在一起，制作出了他政治批判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它与Saville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那种精心营造的优美荡然无存，一位他的美国粉丝十分不喜欢它，称它完全是“反设计”的。Saville后来说，洛杉矶的作品可能更接近于艺术而不是设计了，“它有点像是与我们这个垃圾的时代达成了妥协，说，好吧，咱们就别再装得好像这还是古老纸张和木活字的时代，真实世界是像电影《修女也疯狂》那样的，咱们干吗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呢。”

1995年，Saville回到伦敦。从80年代中后期起Saville便开始与山本耀司等时尚设计师合作，经过90年代初的几次颠簸，90年代中期后他的工作重心更多地转移到了时尚界，而较少做音乐的设计了。他也基本不再进行具体的设计工作，主要以顾问和艺术指导的身份出现。不过这一时期他还是为Suede、Pulp等乐队设计了一些优秀的作品。这些年轻人是听着Factory的唱片长大的，现在成了明星，于是找到儿时偶像来圆梦。Suede1997年的专辑Coming Up封面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之一，灵感来自德国超现实主义画家Paul Wunderlich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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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后期处理的封面图片介于抽象和现实之间，看起来既浮华又颓靡，暧昧、迷幻而性感，很好地传达了Suede音乐的特质。之后的时间里Saville与时尚界的合作趋于稳定，他先后与Dior、Givenchy、EMI等时尚大牌以及i-D、Wallpaper等杂志合作，并开始创作以Waste Paintings命名的一系列实验设计作品。

2003年，伦敦的Design Museum为他举办了作品展览。同年，在比利时设计师Raf Simons秋冬季的秀场上，模特们身穿印有Saville设计的New Order专辑封面的时装走上T台。他坚持不懈的“参照主义”过了几十年，终于回到了自己头上。现在的他已然成为经典的一员，被致敬的对象了。

——插个花：Raf Simons这哥们是个不亚于Hedi Slimane的滚青，致敬这种事他也干过不止一次…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去看他98/99秋冬男装系列“Radio-activity”的发布会，致敬Kraftwerk的，比这个更给力。

04：理想照进现实

09年英国ELLE Decoration杂志的访谈中，Saville被问及什么是他觉得有最大成就的事。他答道：“作为Factory Records的一部分。……我所做的其他事都不能与之相比。”

New Order: Fine Time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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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lle的言辞并非言过其实。这个仅仅存在了14年的厂牌之所以成为传奇，是因为他和Tony Wilson等创立者们所报持的信念，想要真正做一些事情，并且把它做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流行文化就非得那么平庸、幼稚和艳俗。我想，为什么这些音乐，这些生活的背景声音不能有一个好的面貌。为什么它就不能有堪与画廊和博物馆比肩的文化内涵？为什么不能？”Saville所做的，就是提升音乐包装设计的水准，将品质带入浮躁的流行音乐和文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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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的意义，Saville这样说道：“所有年轻人的卧室墙上都会贴满他喜欢的明星和组合，然后他长到20岁，这些东西就被塞到床底下然后弃之大吉。而Malcolm（Garrett）和我所做的是将唱片封面抽象化，引入文化因素，而不是放一张艺人的照片了事。藉此我们创造出一种视觉影响，可以让接受他的人带入自己的成人生活。这是一张New Order的封面，没理由让它不可以看上去像他们的办公日记、服饰包装或是别的什么除了音乐外他们现在感兴趣的东西。……人们收藏Factory的唱片，因为它们是音乐和文字的杰作。在他们周围是这样一种景象，它展示了事物应当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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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师施德明曾说，唱片封套是唯一不会被人丢弃的包装。同样，在Saville看来，流行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力。 “一个香皂盒永远不会深入心灵。流行音乐，尤其是亚文化流行音乐，是一套直达人心的系统。它是对十几岁孩子的唯一也是最大的影响。这些唱片封套可以是海报或明信片，没准会有人很喜欢，但离开了音乐，它就不可能直入成千上万人的灵魂。……我们之前的设计师的杰作是为博物馆、画廊还有其他重视设计的“有价值的”客户，这些都很有意思。但这不是有关心灵与灵魂的，他们的对象也不是未定型的年轻人。”

有一个颇富戏剧性的故事，可以很清楚的看出Saville所称的这种影响如何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中岛英树是日本一位著名设计师，少年时他曾立志成为画家。然而有一天，他在音像店偶然看到了Saville为OMD乐队的同名专辑设计的封套。“那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刻。”中岛说。他改变了主意，决定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多年之后，中岛以类似的方式设计了坂本龙一的《乐队演奏 》唱片封套，以此来表达对Saville的敬意。

Saville在一次访谈中曾说，他准备往工作室墙上装个霓虹灯，内容是“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当心你想要的东西）”。当Saville开始他的设计生涯时，周遭的环境恶劣，所有东西看上去都面目丑陋。他揣着一份“可以更好的”理想主义信念开始他的奋斗。Saville认为，设计应当是真诚的，出于良好的意愿，是对人的尊重。“我们（指Factory）不会把买唱片的人看做掏钱挨宰的，他们是听众，是收藏者。……（把唱片封套设计得好看）不是要引诱谁来买，这不是这样做的初衷。它更多的是关于尊重。我们可以凑合，也可以认真做事。我们选择了后者。”而到头来，Saville却发现一切都变得和他所想的大不一样。“设计变成了新的广告。营销人员发现，如果你让东西看起来好一些，就能把它卖出去。这不是真正的设计。它是“设计感”。大多数被推销的东西比几年前好不了多少。它们只是看起来变好了。”

Saville不喜欢这样，但面对现实，他感到很无奈。“我若是在公司里，对四五十个人负责，那我很可能会没有选择。我要是结了婚有孩子要养，我也会没有选择。”Factory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使得他对现实难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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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tagram作为一个盈利的公司，已经尽可能的做到最好了。我离开只是因为实在没法接受要寻求利润这个事实。……从赚钱的角度来看，我这个设计师是完全彻底的不专业。”他甚至担心自己对年轻人的影响：“我很担心那些看过我的作品，把我奉为榜样的年轻人。我真的认为……这不能说是危险，但起码有点误导。……那些（指在Factory的唱片设计）不是平面设计。平面设计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每次做完讲座，老有人跑来说‘我就是因为你的唱片封套才当设计师的’。我只能说‘对不起啊’！”

尽管Saville、Tony Wilson等抱着同样理想的人所创建的只是个短暂的乌托邦，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真切的改变了现实。它催生了Saville最优秀的、也是流行音乐史上最优秀的一批设计作品，并且将曼彻斯特从一个破败萧条的后工业城市变成了英国乃至世界流行音乐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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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lle设计的唱片封套成了这座城市的视觉名片，2004年他被任命为曼彻斯特的城市形象艺术指导，与其说这是个委任，倒更像是对他贡献的表彰。Saville的设计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人欣赏和推崇，有些作品成为了文化符号，在各种场合被致敬，出现在限量版T恤、滑板乃至纹身图案上，在几十年之后证明着它的价值。如同Rick Poynor在‘Designed by Peter Saville’一书中所评论的那样，这种理想主义、真诚和对品质的追求，“为这些最优秀的唱片封套设计注入了一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与众不同的东西：持久的力量。”